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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速公路上的中国纪事

作者:admin     发布时间:2019-09-09 03:41 点击数:

  “小路小富,大路大富,高速公路快富。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《大路》一书中写道。这是根据纪录片《大路朝天》所作,被称为何伟《寻路中国》的“高速公路版”。

  12月13日,《大路朝天》的导演张赞波与作家梁鸿在北京单向空间,针对这部纪录片,及自己对于非虚构文学作品的理解,与现场观众分享他们的感悟。

  2010年3月,在春雨霏霏中,张赞波回到老家湖南。他怀着复杂的心情,向拍摄地——湖南省西部城市怀化市东北角、湘西千年驿道旁的一个古老村庄——中伙铺村挺进。

  他耗时3年多“潜伏”在高速公路工地,近距离接触路桥公司职工、修路民工、包工头、工程监理、当地村民与基层官员,用镜头和笔记录下国家发展背后的斑驳景象与悲喜人生。

  作为非虚构类的纪录片,充满了“贴地”气息,他用荒诞现实的生动叙事、独特的内部视角、深厚的人文关怀,将高速发展的中国刻画的淋漓尽致。

  2015年11月,《大路朝天》入选第28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电影节长片主竞赛单元,并进行世界首映。

  虽然共拍摄了300多个小时的素材,但影片最终呈现的只有95分钟。这也是张赞波后来写《大路》的原因:一部纪录片并不能将他所看到的全部表达出来,而书的容量非常大,并且更加细致。

  “(纪录片拍摄)两年之后,我经历了很多事情,在工地上看到了各种层面的事情,也了解了很多背景。仅用一部纪录片是不足以表达的……而书会更加细致,一些无法拍摄的背景我也可以用自己的阐述,表达出自己的思考。”张赞波告诉法治周末记者。

  他说,正是依附在影像的资料上,300多个小时的素材是他的写作优势,可以与记忆一一对证。并且,他还有一个习惯,拍摄的素材以不同的题材、角度剪辑,这样就是另外一部全新的影片。

  拍摄之前,张赞波会有一个基本的预判,“我之前知道国家高速公路发展非常快,也听过朋友的叙述,所以很好奇在发展背后的具体——个体的故事。这是大的预设,但是,不可预期的是具体拍什么人,最后出来的片子的面貌、结构等。所以,在前两年拍摄过程中,我撒开网去拍摄,因为不知道主要人物会从哪里出现,事件进程、线索,都是不清楚的。”

  他虽然是通过项目的内部关系进入到中伙铺村,但大家对于他的身份都较模糊。在拍摄的前两年,张赞波到处“碰”,走到哪儿就拍到哪儿,直到两年后,事件相对清晰,主要人物也逐渐浮出水面。

  张赞波说自己拍摄的纪录片不是线性片子。《大路朝天》有四大板块,每一个板块讲述的是同一个主题:当地居民跟外来者之间的关系;工人;矛盾;大背景。

  在后期剪辑的时候,他也做了考量。片中表现出各个利益阶层的人们之间的矛盾,这也是张赞波给书和纪录片取名字的意思——大路朝天,各走一边,“看起来我们都是走的不同的路,但是所有人都同时走在这条大路上”。

  纪录片中有一幕景象:由于公路的建设,欧奶奶家的房子被石头砸到,房顶破洞。经历了重重交涉,欧奶奶和儿子搬离了自己原来的家,住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建筑里。

  在梁鸿看来,欧奶奶住的破旧房屋在冬天的雪地里静静地存在着,具体到房子上面的洞、阳光照射下来的感觉,都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,“巨大的发展、不可阻挡的洪流和个人之间的平常,这时候是卑微的……道路还在往前走,但他们家庭的生活就停留在这个地方。不需要多说什么,张赞波只需要把这个场景体现出来”。

  但张赞波拍摄之时并没有特别的意图,只是当时他们的处境感染了他,他在书中写到“像上帝遗忘在人间的一只破靴子”。

  但有些场景,张赞波会强调这种对比。比如工人坐着三轮车离开,是张赞波有意识拍摄出来的。“他们修的是高速公路、现代化的东西,但他们用原始的方式离开,这是形成一个对比。”他说。

  张赞波一直认为,在高度碎片化、商品化的快销时代,拿出很长一段时间到工地上做调查,对于非虚构创作的人来说是一个必须的前提,因为必须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获取素材,从而达到自己想要的一种表达。

  正是基于这样沉得住气的基层调查,梁鸿在张赞波的作品中感受出一种眼光、一种注视。她认为,眼光是最直接的交流,在现场的时候,所有的身份都不重要,最重要的在于当眼神碰撞的那一刹那要干什么,“我觉得现场里面最重要的是背后的目的,眼神里面所包含的所有的感情,在被对方感知的时候,两人的关系就已经出来了”。

  “张赞波有一双事无巨细的眼睛,就像他的镜头一样,能够把世间琐碎的哪怕像尘埃一样的东西摄入到他的眼睛里,然后书写出来。他就像考古学家一样,把现场所有事物栩栩如生地呈现给我们,让我们感受到活生生的生活。”梁鸿评价道,“这样的生活是鲜活的、实实在在的生活,不管对虚构作家还是非虚构作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,他记录了一个个普通的又非常重要的细节。”

  张赞波说,身为一个人,首先要有自我基本情感的反映、表现、认知,所以他认为导演要有自己的立场,而不是故意、刻意地把自己隐蔽起来。

  他选择题材、捕捉素材、取舍剪辑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,“我觉得首先是一个人的正常反映……当然这个主观不是空中楼阁,不是无根的浮萍,而是有大量的在场可以依附的,有大量的跟这些人在一块儿共同经过的这些时光”。

  在张赞波的脑海中,纪录片是时间的艺术——时间在电影中不是虚无的,最后都会转化成实际的东西,空间、事件、人物命运,都会通过时间表现出来。

  “有些纪录片所谓的考察就像把各个层面拍到而已,看不到导演自己对东西的感触,所以我不太喜欢。纪录片不能像说明文,最起码要是一篇记叙文。要从‘人’本身出发,关心人的境遇、困境、情感、关系,所有的艺术要回到人身上,否则将看不到人物。”张赞波告诉法治周末记者。

  《大路》中有一个专门的章节,写到了张赞波用“张赞”的身份进行拍摄。张赞波说用这样一种介入的方式,也是拍纪录片最关键的方式:怎么介入到里面去,其中牵扯到纪录片的伦理、道德问题,还包括人物关系的建立问题,他在那一章节中将自己的困惑写出来。

  张赞波如今依旧和拍摄中认识的很多人保持联系,“从功利性角度来讲,我无需跟他们任何关联。但是,我还是在延续跟他们的关系。像老何,我们一周或十天就打一次电话。还有片中其他人物,比如王司机,我们一直都保持着联系。这是我们之间的相处方式。”他说,日本漫画中第一个御姐类型角色。红姐高手论,“我的主观、我的情感是强烈的。”

  张赞波在现场提到:“做非虚构创作的人是无法遥控完成作品的,必须要接地气的、在场的。· 朱丹女儿对镜挥手超可爱_高清图,”他认为,尤其是作为一个现实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者,最重要的是去现场,身在事件现场、现实的现场是一个前提和基础。

  有人评价张赞波“潜伏”3年非常勇敢,但他认为所谓的“勇敢”,都是想象出来的,他的原则是:“一切的东西当你去做的时候,再说有什么样的困难、阻力和危险,等它来了自然去反映。”

  “潜伏”3年、一个人的团队,这让很多导演都无法想象。“虽然我知道力量不会很大,但我希望会有一定的帮助,让生活变得更好。”他说,“我在拍摄的时候,会自我怀疑,但是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、是坚定的。”

  身为纪录片导演,张赞波做这样的工作不是为了博取眼球,他自认为只是一名记录者,希望把自己关注、感受到的事情记录下来。

  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:“每个人都应该做力所能及的事情,我是个纪录片工作者,现在又多了个作家的身份,我就用我所能掌控的这两个身份或形式,做我对这个社会的观察、对世界的展现、对真相的探究,尽我的能力就是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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