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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征路上的上百处宿营地〔5〕(湖南通道)

作者:admin     发布时间:2019-09-10 17:17 点击数:

  的长征,自1934年10月18日从江西于都出发,至1935年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,历时一年,途中穿过了大半个中国。

  我们重走长征路,经过了长征路上住宿过的多处地点,本文历数一下,以此纪念诞辰。

  随后的行程,就涉及长征途中著名的通道会议(即决定长征路线“通道转兵”)了!

  通道会议,是长征途中临时性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(也有称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、军委扩大会议的),当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,在正式史籍中也几乎没有记述,会议既无预定规格,也无明确程序,故“洋顾问”李德后来在他写的《中国纪事》中称之为“飞行会议”。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,中央领导人才公开说到这个会议。1971年7月7日,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馆展陈列时说:上次你们提的问题,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,在长征途中是否开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?恩来同志讲,是开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。这才在后来的党史文章书籍中出现了“通道会议”。

 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二十多次会议,而通道会议是唯一一个召开时间和地点没有当时文字记载的。

  我们关注通道会议,是因为通道会议地点也就是的住宿地。但是,由于通道会议地点当时没有记载,至今仍然争议不断。但是召开通道会议有一个条件是必须满足的——分别在军委第一、第二纵队的主要领导人要汇集在一起。

  一种说法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,逢先知、金冲及主编的《传》,认为通道会议是“在通道城(今县溪镇)恭城书院举行”的;电影《通道转兵》的编剧也支持此说,他认为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(罗迈)回忆,是在一个城郊“像教堂,像学校”的地方召开的,应该就是恭城书院。但否定这一说的理由很充分,就是当年只有红一军团一部和红九军团经过县溪镇,而其他部队没有进县溪镇,因此中央主要领导人不可能在县溪镇开会。那为什么现今把通道会议会址定在了县溪镇的恭城书院呢?曾任通道县党史办姚奉彪主任特别说明:1994年时还没有调查清楚会议会址,但要举办纪念活动了,总得确定一个地方吧?恭城书院是县里的清代建筑,很有气势,是少数民族地区现存的最大书院之一,而且整体保存还好,于是就将它定为会址了。

  第二种说法是军事顾问李德后来在《中国纪事》中所回忆,通道会议在山边的一座独立房子里召开的。(在通道会议上,李德的意见被否定,其权威首次被挑战,他的记忆一定是深刻的!)时任中革军委三局政委的伍云甫在1934年1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:“大队伍六时出发,余守候一分队发‘5393’、‘5413’、‘5458’等台电报,下午到达芙蓉宿营。”伍云甫跟随军委第一纵队(红星纵队)行动,他记录的宿营地即为中央领导人宿营地。姚奉彪主任认为这是可能的,他认为,两个军委纵队于12日会合宿营的地点在芙蓉一带,那么,领导人开会就应当在这里。芙蓉一带是当时通道中部有名的侗寨群落,共有8个大寨,400多户人家。两个纵队会合后,中央机关和作战司令部在此宿营可以容纳,领导人在此开会比较便利。姚奉彪主任还说:当时芙蓉寨东南边山腰上有座寺庙,叫木林庵,单独建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之中,与山下寨子遥相对望。有没有英语翻译比较准的网站?,木林庵四周有围墙,庵里有正殿、东西厢房,还有天井,一条石板路从庵门延伸下来直到寨边小溪,与李德讲的“独立房子”能够吻合。如今,作为“独立房子”的木林庵早已毁了。芙蓉村的乡亲们尽力重建,也未能恢复昔日寺庙的规模。不过,伍修权(时任李德的翻译)在回忆录中,首先否定了通道会议在恭城书院召开说;又以属地的行政管辖之变迁,指出:在1934年,芙蓉寨属绥宁县,不归通道,若在芙蓉召开,就应称绥宁会议转兵,但从无此说。因此,这是否定芙蓉寨木林庵会址说的理由。

  第三种说法是根据回忆:“通道转兵是在农村某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,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”。在王树增所著《长征》中有这样描述的:“参加讨论的人挤在了县城边一户人家的偏房里,因为这户人家的正房张灯结彩——一位农家青年这一天正在迎娶她的新娘。显然,后一个充满了世俗欢乐的地点更能显出世事沧桑和时光流逝——无论是新婚青年的幸福还是人的焦灼,中国工农红军的未来命运正是这一刻陡然开始了微妙的变化。”这就成为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所著《长征——闻所未闻的故事》中所说,会议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。而军委纵队经过地中举行婚礼的地点就是牙屯堡镇外寨村。

  时任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党总支书记的肖锋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:当天在“在渠水河畔牙屯堡的一个祠堂里,我们又见到了周副主席”。这证明通道会议第二天军委纵队在牙屯堡,虽不能证明通道会议在牙屯堡召开,但起码表明通道会议地一定离牙屯堡不远。

  外寨村的乡亲们对于争得通道会议会址地非常在意,怎么从地图网上截取地图?,他们云集而来,纷纷向我们指出通道会议在村寨里召开的证据,特别告诉我们,当年张灯结彩办酒席的老房子的位置,结婚的那户人家就是吴文用家,可惜后来在一场火灾中,当年的老房子烧毁了。如今在老房子的房基上是一座砖瓦房。

  乡亲们让我们看一个四方的老石碑。这个岁月侵蚀、斑驳陆离的石碑上,碑文中“通道縣”3字却是清晰的,以此证明这里古为通道县。

  因为几个地方争取被确认为通道会议地,我们重走长征路也就多转几地。如此的争论,缘自因为在通道会议上,自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以来,对红军重大军事行动久已没有发言权的,终于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西进贵州即“通道转兵”主张,力主放弃去湘西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针,改向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。

  对于通道会议的作用,在《回顾长征》一书中说:“当时,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,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。”英国记者菲利普·肖特在他的《传》序中写道:“这次会议称为讨论未来战略的会议……而中国人说‘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’。对于毛,通道镇就成为他登上红军最高领导位置的起点。”

  现在回顾“通道会议”,其历史意义有几个层面:一是可以在高层领导发表意见了,可以参与战略决策了(或者说,能重回中央);二是中央红军终于抛开共产国际的既定指令,开始自己做主了(或者说,不再把自己的脑袋别在外国人的裤腰带上了):三是“转兵”,不去湘西而去贵州(或者说,避实就虚);四是有了通道会议,才可能有以后的“黎平会议”“猴场会议”“遵义会议”“鸡鸣三省地”博古交权等一系列重大长征历史事件发生。

  通道会议会后当晚“十二日十九时半”,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向各军团、纵队首长发出了西入贵州的电令〔《朱(德)对我军十二日西进的部署指示》〕,并特地标明“万万火急”,也就是红军“转兵”的命令,西入贵州,改变了长征以来的被动挨打的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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